林乎加——“三西”建设及扶贫开发的开创者

        如果说胡耀邦同志是第一个提出扶贫开发的领导人，那么林乎加就是“三西”建设和扶贫开发的第一人。林乎加被胡耀邦评价“比我有水平”

       林乎加1916年12月生于长岛半月湾嵩前村。据说他的母亲是一位无师自通的才女，林乎加四五岁时，母亲便指点他学《三字经》，到他入学时，已倒背如流。他少年就读于北城小学，校舍周边山清水秀，门前百米就是清澈见底的港湾。他一生喜爱游泳。每到中午，他总到海湾游泳。离岸百米左右，经常泊着跑短船———顺兴号。他游到船边，便爬到船上晒晒太阳，休歇片刻再游回来，天长日久，他对这条船有了感情，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日后他会在这条船上创下惊天动地的传奇！

　　1929年奉系海军进驻长岛，大讲新学，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、耕者有其田、妇女解放等新思想。给闭塞的海岛带来一丝生气。有位张老师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，他非常赏识林乎加的聪明才智，乎加也很崇拜这位老师。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，林乎加和一批同学大开眼界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

　　然而当时的长岛仅有小学，小学毕业便各奔前程。林乎加的父亲在安东开商号经商，乎加便去站柜台学生意。一次账桌上结账，一人念，一人打算盘。乎加在旁边也好奇地心算着，念过十几笔报数，乎加纠正说：“不对。”打算盘的不服，又打一遍，果然头一遍打错了。这年年底，他便被选拔到账房。不到半年，他可以双手打算盘了。如果不是国之不幸，他肯定会子承父业，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。然而他既未子承父业，也未随母意愿，而是与同学们一起去了青岛中学深造。

　　林乎加于1935年到了青岛，正赶上中共青岛工委重新恢复。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青岛学生率先响应，学潮高潮迭起，当局逮捕了大批学生，导致学校停课，他又返回家乡。殊不知父母正发信让他回家完婚。

　　逃婚失踪一去二十年。林乎加对父母包办婚姻，早已表示坚决不同意，而父母执意坚持。按他们的想法，总以为孩子的话不足为重。殊不知这位不善言谈，似乎没什么大脾气的公子，吐出的唾沫就是钉。就在喜日敲定，次日就要成亲之时，林乎加失踪了！

　　林家是大户人家，公子结婚，家喻户晓；新郎失踪，更加轰动全岛。亲友急如热锅蚂蚁，众人看热闹的，看笑话的，什么心态都有。最上火的当然是双方父母和媳妇。那年代社会动荡不安，筹备一桩喜事，谈何容易！两家布下人马到处找、到处查，一直熬到年底，依然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无奈林家卖了几亩地，带着大洋，到亲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，这事才暂时搁下。

　　林乎加到哪里去了呢？当反复劝阻父母无效，他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早就打定了注意。如在陆地他早就一走了之了，可在海岛无船寸步难行。如公开乘船，谁也不会载他，父母也会跟踪要人。于是他想到游泳时港里那条“顺兴号”，天未亮他趁着月色游上船，藏于舱内。到了蓬莱，待艄公下船办事后，他方悄然离去。林乎加逃婚重回青岛后不久，便同谷牧一起去荣成开展地下工作。1937年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1938年1月，与李耀文、曹漫之发动了埠柳乡校起义，打响了荣成抗战第一枪，随后率部到文登，与天福山起义军汇合，组建了抗日救国军第三军。林乎加先后担任指导员、政委，胶东特委青年部长等职。

　　林乎加逃婚后，战乱日日加剧，长岛又是敌占区，更加闭塞，加之他一直做地下工作，也不便通信。直到1945年，我党要到嵩前村开辟地下工作，才向他的母亲透露了一点信息：乎加还在，而且是我党的高级干部了。一晃又过了10年，1955年，林乎加才回家看望了母亲。这时他已在中共浙江省委任职，先后任宣传部长、省委秘书长、副书记等职。林乎加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，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历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指导员、政委，胶东特委青年部长、鲁南军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、部长，泰山地委书记兼政委，浙江省党委宣传部副部长、部长，农工部副部长，浙江省委秘书员和省委副书记、书记处书记。1965年调入北京，任中央小计委成员和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。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、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，之后又调任农业部部长、农牧渔业部部长等职；　系中共第十一届、十二届中央委员，第十三界中顾委委员，离休后定居北京。他平易近人、待人热情的处事风格。林乎加生性不善张扬，不拘小节，不参与无原则的争论，可谓知愈多言愈少。他总会把智慧集中于求知上和纵观大局的事业上，功于观察，敏于思考，对不可苟同之事，一笑置之，不无谓的耗精费神，且总能保持佳好的心情，把心境引进引人入胜、充满着无限魅力的知识海洋。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1937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，高中学历。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，农牧渔业部部长、党组书记。2018年9月13日，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101岁。

       林乎加是原中顾委委员之一，唯一曾主政京、津、沪的市委书记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林乎加临危受命，在两年之内接连主政上海、天津、北京，都是为了“扭转被动局面”，被称为“灭火队员”。此后他调任农业部，贡献卓著，有人说，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出了两位老人，一位是力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杜润生，另一位就是力促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林乎加。

       毛泽东点名主政“小计委”

       1964年12月底，毛泽东决定组建一个“计划参谋部”，又称“小计委”，负责抓大的战略问题，国家计委（即“大计委”）则主要负责日常事务。毛泽东点名让林乎加到“小计委”当副主任，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。当时，林乎加抓农业已是名声在外。 1955年8月起，他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，主抓农业，雷厉风行。到1965年，浙江省内的粮食供应取消了粮票。

       “小计委”编制了第三个“五年计划”，其中农业部分就是林乎加主持编制的。

       “文革”期间，林乎加在浙江遭到批斗。 “九一三事件”后，毛泽东解放了一批干部。 1972年，林乎加回到北京，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，协助余秋里的工作。

        1975年，邓小平领导整顿，国家计委起草了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》。“批邓”开始后，这篇报告被打成“三大毒草”之一，国家计委成为批判重点。当时，余秋里因心脏病到广州休养，林乎加开始主持计委工作。他整日与造反派周旋，斗智斗勇，既不能不作检查，也不能检查得太多。

       1976年10月，抓捕“四人帮”后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出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市。倪志福到国家计委找余秋里，希望他推荐一位懂经济工作的副主任，余秋里推荐了林乎加。

       1977年中央工作组成员大部分相继撤离上海，返回原机关。林乎加留下担任上海市委书记。

       主政天津北京拍板高校扩招

       1978年6月，林乎加由上海调任天津。林乎加工作起来不分昼夜，白天在区内查看民情，夜间听各局委主要干部汇报，而且不许他们带秘书。当年7月，新华社报道称，调整加强后的中共天津市委短期内扭转“一年零八个月”的被动局面。

       上任后，很多人向林乎加反映，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，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，这些人进不了大学。林乎加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，把南开大学、天津大学的领导请来，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。得知主要原因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，而教师资源是足够的，林乎加说，可以招走读生来解决宿舍问题。恰巧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，在天津住了两天，林乎加便向邓小平作了汇报。邓小平很快批示：这是好事情，国家财政又不拿钱，可以让他们试试嘛！

        于是，天津依托已有大学，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，扩招了8000名学生。

       1978年10月，林乎加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。此时，1978级高考新生已经入学。和天津相比，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，社会反映更强烈。林乎加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。北京市随后决定，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。到1979年2月开学，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36所分校。 16800多名青年，在1979年春天入校。

        调任农业部后致力于扶贫

       1981年，林乎加给中央写了一份辞职报告，请中央派一位得力干部接管北京。曾有传闻他要去国家经委，但最终去了农业部。1981年2月，他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、党组书记（后任合并后的农牧渔业部部长、党组书记）。

       1982年3月，贾幼龄从农业部草原处调任林乎加的秘书，和郑家亨完成了工作交接。贾幼龄每天到林乎加位于西单文昌胡同11号院的家里办公。这是一座三进四合院，一进院的左侧两个房间，是贾幼龄的办公室。林乎加住在中院正房，儿女住在东西厢房。林乎加习惯在家里办公，农业部办公厅主任曾两次让贾幼龄报告林乎加，应该去农业部坐班。林乎加认为，去单位坐班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，他依然故我，只有开会时才去农业部。每天，贾幼龄要对海量的文件进行分门别类的筛选、处理，再让林乎加过目。林乎加看材料极为细致，对搞不清楚事实的干部很不满意，听出问题会直接把对方批得体无完肤，很多干部见他就怵头。林乎加是“计算机脑袋”，对数字极为敏感，有出入能马上听出。一位领导干部曾批示，要在呼伦贝尔发展一千万头乳牛，林乎加听后当即说了一句：“不识数。”一次在农业部讨论贵州的畜牧业发展，一位领导提议发展养驴业，因为“黔之驴”很有名，林乎加听后只回以一段话：“黔无驴，有好事者船载以入，至则无可用。”

       1982年夏，时任国务院负责人在新疆与林乎加谈话，要他们认真搞一个扶贫规划，每年拿出2亿元扶贫。“搞个十年、二十年没有什么了不起！但是我还是很担心，你们十年之后交个什么账？十年20个亿不是个小数，多少年之后还是山河依旧？”当时，中央财政很困难，但还是拿出专款，成立专门的班子，实行区域性连片扶贫开发，这是建国以来的头一次。66岁的林乎加接受了这项任务，他说：“不解决，对不起老区人民。”

        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指示，1982年12月，“三西”（甘肃的河西、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）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成立，林乎加担任组长，他提出目标：“3年停止破坏，5年解决温饱，10年20年改变面貌。”并提出思路：兴河西、河套之利，济定西、西海固之贫。每次到三西地区调查，林乎加会到最贫困的地方，看村民的存粮，让村民拿出钥匙打开水窖的盖锁，去厨房掀开村民的锅盖。他也到当地最富的人家，了解他们致富的办法。他认为，水库移民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移民遗留问题很多，不成功，而中外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都是“人往高处走”“禾多才移”，是向富的地方、粮食多的地方移动，靠行政命令不行。水力投资占了三西专项资金的大头。林乎加第一次提出生态用水，景电二期、引大入秦、西海固扬水等一大批大中型水利灌溉工程建设起来后，二三百万人因此稳定解决了温饱。

        过去，扶贫是纯粹的救济，林乎加提出“自救”，搞输出劳务，以工代赈，种草种树，修水利，还动员劳动力到新疆农垦建设兵团采摘棉花。林乎加还组织贫困地区和江、浙、北京等省市实行了干部互派，东部对西部对口支援。那时中组部还没有介入，主要靠林乎加的威望推行。到1984年，定西和西海固90％的农户用上了节煤节柴灶，多数农户保证了煤炭供应，基本停止了乱垦乱挖，退耕还林还草400多万亩。这一年，三西地区连续两年丰收，温饱问题有所缓解。林乎加说，这是“天帮忙”，不要“贪天之功”。

        三西地区的每一个县林乎加都去过，有的县还去过很多次。开会前，要先在十几个县做调研，坐在一辆日本越野车里颠簸近半个月。有时还要在夜里过黄河，把车开到羊皮筏上。

        1985年，《农村工作通讯》杂志社的张德修开始接任林乎加的秘书。林乎加开会作报告从不念稿，秘书要随时为他准备铅笔和白纸，他走到哪儿记到哪儿，过后由秘书整理。即便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讲话稿，他也主要是看其中的数据。靠秘书写稿作报告的干部，他非常瞧不起。作报告时，林乎加总是直入主题。有的人会觉得讲得太细了，不像领导讲话。他经常会一讲一天，中午吃完饭喝杯水接着讲。讲到江苏和浙江怎样发展企业、桥头镇怎样发展小商品市场，西北干部听着像天方夜谭。一次，张德修和时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聊起来，刘云山说，自己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时被借调到中办，一次被派为代表在延安参加三西建设会，听70多岁的林乎加讲了大半天的话，直到现在还印象深刻。1985年夏天，张德修和林乎加去山东枣庄山亭区出差。山亭区有的居民家里一贫如洗，粮食只有地瓜干，正值盛夏，都长了毛。林乎加看了说：“哎呦，怎么这个样子？当年我们在这里打游击的时候，老百姓还吃小米饭、小米煎饼，怎么现在吃地瓜干都长毛了？这几十年我们怎么干的！”

       1986年，张德修随胡耀邦、田纪云、林乎加等去定西开座谈会，胡耀邦在会上说：“这是我们林乎加同志，代表我们党为西北人民办了一件大善事，定西应该为他立碑。乎加同志有水平，比我有水平。”林乎加说，要为党、为扶贫事业树碑立传才对。

       1989年，西海固与建设前的1982年相比，人均产粮从185.6斤增加到509斤，纯收入从22.4元增加到211.5元，粮食回销从2.55亿斤减少到0.5亿斤。

       从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总编辑任上退休的张德修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他认为，扶贫事业可以说是林乎加最大的政绩，覆盖面广，时间长，首创经济开发和扶贫结合的思路。可以说，林是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扶贫事业的开拓者。

        1992年底，林乎加正式离职休养。林乎加爱好书法，写得一手好字。他喜欢南昆，偶尔出去看一场昆曲表演。他家里藏有大量中外文学名著，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居多。年过八旬，韩愈的诗词还能出口成诵。养病期间，林乎加每天也要看几本参考资料，关注国际国内动态。他的老朋友余秋里、康世恩、叶林等常来走动。

       晚年，张德修有意为他筹划传记和回忆录，他说：“说那些干吗，贬低别人，吹捧自己。”张德修提出搞一部文选，林乎加说：“那就更没必要了，那些讲话在当年有用，现在已经没用了。”每次张德修去拜访，林乎加都喜欢拉着他说上半天，听他讲三西地区的变化。

（文章内容部分来源于网上）